商鞅本是卫国的公子，在得到秦国商之封地前叫公孙鞅，也被称为“卫鞅”。他“少好刑名之学”，志在功利强盛。但卫国作为一个弱国，要在战国时代争雄看来没有什么希望。所以他到了魏国，依附于魏相公叔座。恰逢公叔座重病，魏惠王亲往问病，担心他有不测。公叔座于是向他举荐年轻的商鞅。但他看出魏惠王不想用，就说您若不用一定要把他杀了，不能让他到别国去。魏惠王离去后，公叔座将这些话全盘告诉商鞅，说我得先公后私，现在你可以逃了。商鞅冷笑说，既然王不肯用我，也就不会杀我。后来的事实果然如此。

于此我们可以看出商鞅的确有过人的眼力，也十分镇定。而他到秦国去，也是有勇有谋，沉着冷静，先是故意说帝道和王道，让觉得要实现这些不知到哪年哪月的秦孝公不耐烦，吊足了胃口之后才说霸道，果然一拍即合，对谈几天也不厌。终于被秦孝公信任，委以重任，实施变法。

这也就涉及商鞅之信与不信的问题：他究竟是将信视作手段还是视作目的，是诚意的取信还是非诚意的取信？当商鞅制定了法令还未公布之际，他恐怕老百姓不相信其赏罚，真的重赏能搬一根木头从南门到北门者。后世也有人认为这就是“信”了，但商鞅显然只是将“信”作为手段，且只能是一次博弈。当他带兵伐魏时，魏派出公子卬（音同昂）迎敌。商鞅给公子卬寄信说，当年我在魏国之时，与你相谈甚欢，今天却要相对攻杀。其实我们可以见面互相起誓结盟，畅饮之后罢兵回国，以使秦国、魏国的百姓安心。公子卬信以为真，前来赴会。在双方盟誓后，商鞅以事先埋伏的甲兵将公子卬俘虏，并乘势攻击魏军，使其大败。看来商鞅不仅尚“信”，也尚诈。

商鞅对人性，包括百姓与君王都有冷峻的认识，他知道如何取“信”于君，也知道如何取“信”于民。而他实际对民众能力的评价很低。变法之初，他明确地说：“成大功者不谋于众。”而他对君主的认识恐怕也不会太高，只是权力集中在君主那里而不得不趋奉。商鞅是一个非常强势的功利主义者，一个进攻型的国家主义者，他对民众其实是不信任、不关心的，他认为只有赏罚能够调动和规范人们的行为。他大概完全不理解或者不屑于人情、人道，更不要说功利之外的精神境界，这又可以说是他思想上的盲点。他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，在手段上是不会有顾忌的。

商鞅尽管看人甚明，但终究自视过高。所以，当赵良批评他“相秦不以百姓为事”，劝他施政适当宽松，也为自己留后路时，他完全不听。太史公司马迁也评价他是“天资刻薄人也”。结果，商鞅最终落了个被五马分尸的下场。

政治思想上的峻急刻薄者，会大量伤人，最终一定也会伤到自己。依古人言，法家思想就是这样一种峻急刻薄的政治思想。像韩非子这样的思想上的大法家，还有商鞅、李斯两个行动派的大法家，尽管功绩显赫，但其辅佐的君主霸业终究难于长久，更不要说他们本人最后都不能得其天年、顺命而终。